2017年5月5日下午两点，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大飞机C919在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腾空而起、冲上云霄，经过1小时19分钟的飞行，C919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安全落地，首飞成功。落地三个小时之后，机长蔡俊接受了面对面记者的专访。
记者：在飞机落地之后，滑行到演示台的过程里面，其实我们大家一直在等，因为舱门始终没开，有很长时间，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候，你们在里面是一种什么心情？在做什么？
蔡俊：我们还是要准备一些东西，我要把这些东西理好，整理一下仪容仪表，毕竟大场面。
记者：真正开了机舱门的时候，你面对着那么多期待的目光，您当时最想表达的是什么？
蔡俊：非常开心，因为感觉首飞成功，大家都很开心，气氛已经感染了我，我们没有预期到，飞机会状态这么好，因为首飞，第一次离地，肯定有很多潜在的不确定性，但是今天整个飞下来，我们监控大厅你也可以看到，在我们监控大厅，监视器上面没有任何异常现象。
记者：就很顺利。
蔡俊：非常顺利！
非常顺利，C919以一种近乎完美的状态惊艳首飞，翻开了中国民用航空事业史册的崭新一页。作为首飞机组的机长，41岁的蔡俊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
记者：在离地而起的那一刹那，内心会有紧张感吗？
蔡俊：紧张可能在之前吧，因为你不知道离地以后，飞机到底会出现响应是什么样，如果横侧和俯仰的一些，出乎你意料的响应的话，你要用最快的速度，可能就在零点几秒里面，也要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，纠正飞机的一个姿态，等你到了这个速度，我就不再想其他的杂事，我只想现在是什么速度，我到这个速度要带感，带感之后飞机的响应是什么？它是不是正确的响应，当它是正确响应的话，那我就觉得好，现在是飞机非常好的一个状态，那么我就观察这个状态，能不能一直持续下去，如果在三到五分钟这样子，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，就觉得今天基本上就成功了。
记者：判断标准是什么？
蔡俊：就是各个方面的响应，因为我们起飞三到五分钟以后，基本上是已经到了一个我们试验的高度，已经做了横侧的一个感受性的飞行，俯仰基本也做完了，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飞机是听话的。
记者：您指这个听话是什么？
蔡俊：就是听从飞行员发出的指令，就是我的脑子到我的手，我的手到飞机的侧杆，飞机的侧杆到飞控计算机，飞控计算机再到舵面，舵面再到飞机的姿态。
记者：你刚才有点像驾驭的感觉。
蔡俊：对，就是这样。
对于C919来说，首飞日期一直保密，首飞前两天，也就是5月3日，中国商飞公司宣布，C919将于5月5日首飞。但同时，商飞公司也强调“如天气条件不具备，则顺延。”由于受5月4日降雨的影响，5日上午云层过厚，C919的首飞时间定于5日下午两点左右。
记者：面对这样的一次首飞的话，我不知道在昨天准备的时候，那一夜是怎么过来的，内心会想一些其他的问题吗？
蔡俊：不会，我们这个预案其实很早就做了，我们都有手册，照着上面做就行，因为这些预案，都是我们自己做的，自己编的，很早之前就已经完成，其实昨天晚上的话，也没做太多功课，就稍微看一下，过一下，考虑一下明天小细节方面的东西。
万事俱备，就看天气，C919的首飞准备，注意到了每一个具体的细节，首飞机组服装的颜色和配置，就与平时训练明显不同。
记者：你们平时训练是穿这种服装吗？
蔡俊：其实这衣服也是第一次穿，因为首飞是高风险科目，如果不是高风险科目，我们会穿其他颜色，其实在整个飞行中，你如果在监控大厅看的话，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背着救生衣的。
记者：今天。
蔡俊：对，有穿救生衣一个救生背心。
记者：救生衣，
蔡俊：对，然后我们机舱里，还有伞具、头盔都有。
记者：是做了非常完全的准备。
蔡俊：对，其实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完全的准备，应该说我们考虑到最极端的情况，就是飞机根本不可控的情况，那么我们其实怎么说，人也是财富，对不对？
记者：当时最极端的预案是什么？
蔡俊：就是应急离机吧。
记者：当什么条件下出现什么问题，会做这样的选择。
蔡俊：我们就认为飞机完全不可控，飞行员操纵飞机不能正确的响应，就是我控制不了飞机了。
相对于人们较为熟知的飞行员，对于蔡俊这样的试飞员，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。简单地说，飞行员驾驶的是设计成熟、操作规范明确的飞机，而试飞员驾驶的是尚未定型，需要对各种极限条件下的飞行数据进行全面验证的飞机，他们的任务是不断挑战飞机性能极限，寻找一款新型飞机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，最残酷的代价甚至是付出生命，对于C919的首飞，这样的准备必须要有。
记者：在这样首飞里面面，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时候，对你们这些机组人员，内心会不会有很多这样的一种沉重的东西？
蔡俊：没有，因为我们觉得，这是一种极其微小的可能性，有人觉得两个发动机失效，那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，但是其实我们在整个训练过程中，这些科目都已经做几十遍。
记者：但是对这种可能性的存在，还是要做预案。
蔡俊：对，因为我们不能因为一点点的可能性而忽略它。
记者：像这个衣服说是高风险的服装，是因为有什么特别。
蔡俊：因为它比较醒目，救援的话很容易找得到。
记者：一种是救援，还有一种是？
蔡俊：衣服是耐火。
记者：表层是防火。
蔡俊：对，如果拿打火机点的话，它不会烧起来。
记者：您刚才谈到极端的预案，很多人可能不会去想到，一个飞机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研制，首飞了还会有这样的担心。
蔡俊：其实就是说有很多生产商，在整个试飞过程中，有时候是最后几次，都出了严重的事故，风险是一直存在的，就看你怎么样发现风险、规避风险。
按照既定路线，C919于5月5日下午两点整从浦东国际机场起飞，在南通东南3000米高度规定空域内巡航平稳飞行79分钟，完成预定试飞科目，并安全返航着陆。由于是首飞，不同于一般民航客机万米高空的飞行高度，C919的飞行高度为3000米，并且全程不收起落架。
记者：其实起落架是没收的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蔡俊：因为我们觉得首飞，还是以保障安全为主，如果收起落架的话，可能收起落架会收不起，或者收起会放不下，我们觉得这种风险没必要去承担，所以我们保持起落架在外面，这也是一般试飞的惯例，可能经验比较丰富的，这些国际大公司的话，他们也是基本上这样，会在某一个高度下，保持起落架的一个展开状态，然后飞完一部分的科目，会上更高的高度，会把起落架收起来。
记者：设想一下如果真的可能出现一些意外的话，你们按照相应的撤离方案撤离，那对你们来讲，可能内心是一个极端遗憾的事情。
蔡俊：对，因为这么说吧，其实虽然有这个预案，但是飞行高度也比较低，给我们能撤离的时间也不多，因为我跟副驾驶吴鑫机长，也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实际上真正能撤离的，也就有三个人最多了。
记者：但是你们机组应该是五个人。
蔡俊：对。
记者：那剩下两位呢？
蔡俊：剩下两位就是我和他的主要任务，还是要操纵飞机，当我飞机实在状态，一点都不可控的情况下，大家都没有机会跑，因为如果飞机是一直在滚转，或者头朝上、尾巴朝下，没有人能够到达那个出口，我们的目标是尽力地来操纵飞机，让它保持一个稍微稳定，我们抓住这个瞬间，然后能有更多人撤。
记者：可能最后是你和副驾驶。
蔡俊：对，也有可能只有我一个人，因为我们之前的预案就是机长是最后离机的。
记者：还有这样的一种分工。
蔡俊：对，这都是我们在航天讲评会上，之前是讲好的，就指定谁先跑，因为先跑的人他也有任务，因为我们出口上面有舱盖，有两个销子，你先跑的人先得去把两个销子拔掉，如果不拔的话那谁也跑不了。
在世界上很多国家，飞行员都属于稀缺资源，至于试飞员，更是凤毛麟角。蔡俊从1997年开始飞行，一直在民航公司做飞行员、机长，驾驶最多的是空客系列飞机。2011年，商飞公司组建试飞团队，蔡俊从民航公司辞职，加盟商飞，成为一名试飞员。来到商飞后，蔡俊作为第一批试飞员中的一个，被送往美国培训。
记者：做在过去民航的飞行员和现在的试飞员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？感觉。
蔡俊：除飞飞机之外，其他基本都不同，其实很多试验点都是高风险，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试验点，民航飞机都不会去做。
记者：试飞员对你的吸引力是什么呢？
蔡俊：吸引力就是，我可以从一个全新的领域，一直往前走，然后你可以成为，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，但是在民航没有这么多，试飞其实对中国来说，我们这一块做得比较弱，欧美可能100多年前，都已经开始做，现在我们试飞所用的东西，都是外国人总结的这些东西，经验、方式、方法。我们去美国学的也是这些方式方法，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感觉到，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其实是一个全新的领域，一个有很多探索空间的一个领域。
记者：会觉得哪方面有欠缺？
蔡俊：理论。
记者：理论。
蔡俊：对，因为其实国外好多试飞员，可能原来在大学读的硕士、博士，他都是在研究发动机的、空气动力学、飞机设计的，他们有非常强大的，一个知识的一个背景，然后他们再做飞行员，我们走的路跟人家相反，我们是先当飞行员，再去学这些东西。
作为美国试飞学院少有的中国籍优秀学员，经历过一年的培训，蔡俊回到国内。这时候，C919首飞机组的机长开始层层选拔。
记者：怎么选到你们？你们的优势是什么？
蔡俊：其实我们这个C919的首飞团队是竞争产生的，竞争的话能够找到最适合的人。
记者：怎么样一个竞争过程？多大范围内？
蔡俊：我们有三个单位将近20个人，然后有心理测试，理论的、还有实操的一个（考试），相当于有专门的教员，或者专家来打分，整个过程从开始选拔到宣布名单，花挺长时间的。
记者：但是在这个选拔的过程中，比如说对机长而言，会不会条件、标准、要求会更高？
蔡俊：我们是只选机长不选副驾驶，副驾驶和观察员以及试飞工程师，工作是由机长来定。
记者：其实主要进行竞争的是你的角色。
蔡俊：对。
2016年11月，蔡俊被宣布成为C919首飞机组机长。11月底，蔡俊组建了自己的首飞机组，除了蔡俊作为机长之外，首飞机组还有副驾驶吴鑫、观察员钱进、试飞工程师马菲和张大伟。
记者：我不知道你们整体的分工是怎么样的。
蔡俊：是这样，就是分工的话，我是机长进行主要的操纵，吴鑫机长呢，他是负责一个配合、监控，还有一个通讯，我们钱总他负责整个安全的监控，因为他在观察员座位，他能看到的东西比较多，还有外界可能存在的飞机、鸟，这些东西他也要进行观察，试飞工程师主要是，进行试飞科目的一个编排，他相当于一个导演，告诉你下一个要做什么、怎么做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只是他来掌握这个节奏。
2016年12月28日，蔡俊和他的团队迎来了C919首架机的首次滑行试验。然而，首次滑行试验并不顺利。
记者：当时碰到了问题是？
蔡俊：它的刹车系统的调参不是太好。
记者：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？
蔡俊：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，可能你今后又松开又抱死的话，会产生一个击地，击地的话，如果你的频率跟飞机的频率，达到一个耦合的话，那可能起落架断了或者机身受损。
记者：你当时在什么时间，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是什么状况？
蔡俊：一开始，第一脚刹车的时候。
记者：是你自己感觉到的还是用数据。
蔡俊：对，因为这个非常明显，因为第一下试验，再来几个比较小的速度，就一级两级三级五级都试了以后，我们机组判断下来，刹车系统调参确实有问题，我们就决定终止试验。
首飞机组的决定对试验的推进有着关键作用，同时，机长的感受也是除了飞机数据外，设计团队最关注的试验结果，在大家眼里，蔡俊在技术领域了解很深，是一个“懂飞机”的技术型试飞员，对于一个试飞员来说，更好地掌握技术不仅可以帮助设计工作完善飞机性能，对于试飞工作中的安全保证，也有着重要意义。
记者：从去年到今天的首飞之间，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，你觉得在哪个阶段里面是最困难的？对你们整个试飞组而言。
蔡俊：最困难的是，其实我觉得就是，我们进度一直往后拖，因为谁也不能保证，这个飞机一下来就是好的，因为各种调参，调参意味着我要浪费很长时间，不停地往后拖，不停地往后拖，我前期可能信心满满的，拖着拖着信心有点低了，士气可能有点低。
记者：会有这种特别折磨人的煎熬是吗？
蔡俊：对，有时候确实会有。
记者：但是在心里面出现焦虑的时候，甚至有些失望的时候，怎么调节自己的情绪呢？
蔡俊：其实反正我们也非常忙，那段时间。你可能过了今天就不再想这件事情，我们从首飞机组成立到现在，基本上大概每个星期要工作六天。
2017年4月23日，C919在上海浦东机场进行高速滑行抬前轮试验取得成功，这是C919进行的第四次高滑试验，高滑抬前轮试验成功完成，意味着C919已经达到首飞状态，在5月5日的首飞过程中，首飞机组完成了十几项试验科目。
记者：这十几个科目经过测试，你们的评价标准是怎样的，是还有瑕疵还是说完全。
蔡俊：因为今天只是一个感受性的飞行，不是来采数据，比较主观的东西，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好的。
记者：你和副驾驶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交流？在现场。
蔡俊：我们一直在交流，因为我们整个其实是一个配合，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们现在目前鉴于飞机的构型，我们（在首飞阶段）还没有导航设备，没有航图。
记者：没有航图是意味着？
蔡俊：就是我们航空用的手持GPS，然后吴鑫机长他负责导航通讯，我往哪里飞他会指挥，我们不能飞出空域。
记者：和之前你飞的成熟的机型相比，今天飞919感觉上会有什么不同吗？
蔡俊：毕竟我们还是试验机，很多功能还没有完善，我们完全是靠人工操作。
记者：这个比较通俗讲会是？
蔡俊：一个是你开了一辆自适应巡航功能，我这个开了辆手动档。
记者：完全要靠自己的现场的，一种人工操控的东西。
蔡俊：对，你今天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这个飞机还是比较好飞，我们速度、高度、航向，还是保持比较好。
目前，波音和空客作为老牌航空巨头，瓜分了世界上干线客机领域超过90%的市场份额，C919如果投入商用，有望帮助中国降低对进口客机的严重依赖，并向着与波音、空客共竞蓝天迈近了一步。C919首飞成功，标志着项目全面进入研发试飞和验证试飞阶段。
5月5日首飞的是C919的一号原型机，第二架试飞飞机也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完成首次飞行，按照预定，C919将共有6架试验机投入试飞，全面开展失速、动力、性能、操稳、飞控、结冰、高温高寒等科目试飞，对于蔡俊和他的试飞团队来说，未来的任务仍然不轻松。
记者：我觉得经历这次首飞之后，然后您顺顺利利地着陆，通过这样一个测试的科目，对你而言的话，可能是经历了最大的一个关口是吗？
蔡俊：不是，我觉得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，离我们取证还很远。
记者：为什么才第一步？这都已经首飞成功了。
蔡俊：首飞成功不代表取证成功，我们后面还要干的活很多，我们有很多科目，那取证的话基本上要好几年。
记者：几年的时间还要再做。
蔡俊：几年的时间来做取证件这一方面的试飞。
记者：还是你们这样一个机组，一直要进行。
蔡俊：不是，我们没有固定的机组，因为一是这些任务点，你靠几个人也完成不了，二是我们还有一个带飞过程中，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试飞员，要来改造这个机器，你要承担这些带飞任务。